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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 · 惜誓
《惜誓》是《楚辞》中的一篇作品，相传是汉代文学家贾谊所作（有学者认为是唐勒的作品）。此诗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全诗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一脉相承。
最高楼 · 其一 · 散后
微雨过，深院芰荷中。香冉冉，绣重重。玉人共倚阑干角，月华犹在小池东。入人怀，吹鬓影，可怜风。 分散去、轻如云与梦，剩下了、许多风与月，侵枕簟，冷帘栊。副能小睡还惊觉，略成轻醉早醒松。仗行云，将此恨，到眉峰。
北斋雨后
《北斋雨后》是宋代诗人文同的一首七言律诗，收录在作者的《丹渊集》中。此诗写北斋雨后的景色和作者的闲适心情，同时勾起作者对过去山居生活的回忆。起联先总写北斋环境的幽静。颔联上承首句，扣住诗题，写北斋雨后之景。诗中虽然只写了景，可是这景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站在庭中欣赏这美景的作者，因而又同次句紧紧关合。末句则表达了对旧日山居生活的向往。通篇情深意挚，曲折婉转，柔和含蓄，意境幽美。
世说新语 · 方正第五
方正指正直。正直是我们民族一贯重视的优良品德，历来都得到赞美。 本篇主要记载言语、行动、态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正直品质。 说话、行事，坚持正确的原则，这是体现正直人品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表现在礼制方面。那个时代，由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形成了很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还有相应的礼节。坚持这些，才合乎礼.才算正直。例如第17则记嵇绍为侍中，参加官吏的集会时不肯演奏乐器，认为穿着官服而去做乐工的事是不合礼法；第20则记太尉王夷甫反对对方用不拘礼节的“卿”字来称呼自己，坚持要用尊称。对待无礼的言语、行动则坚决反对，义形于色。例如第1则记元方小时候对那个无信无礼的客人很不客气，“入门不顾”。特别是第15则对比了山涛父子的表现：“山公大儿著短帢，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山涛的儿子知道戴着轻便小帽去谒见是失礼，可是山涛没有坚持这个礼节，所以舆论界评为儿子胜过父亲。坚持忠孝，自然属于维护礼制之列，从而避讳也成了坚持忠孝的一种礼节，不能直接说出君主和尊亲的名字，如果对方无视这一点，就要以牙还牙。例如第18则记卢志在人前直接说出陆士衡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陆士衡就寸步不让，义正词严地反击。 其次是坚持宾事求是地对待或处理问题，坚持正确的说法和做法而反对错误的，也不能因为受到压力或其他缘故而后退，放弃原先的主张，违心地随声附和。就算面对君主或顶头上司的错误言行、也不作任何让步，因为直言极谏正是德行大正的表现。例如第9则记和峤宁可违背晋武帝的意愿，也要坚持自己正确的看法；第28则记王敦的主簿何充于大庭广众中当面反驳王敦的说法，“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有些人在交友上也很慎重，不可结交的就不能交往。例如第6则记夏侯玄虽遭迫害人狱，处境险恶，也不肯跟身为廷尉弟弟的钟会结交。 当时，士族阶层的人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恃贵而骄。看不起庶族，处处要显示自己的身分，这也被编纂者看成方正。第46则说得最明显不过了：吏部拟选王坦之任尚书郎，他自以为此职非名门贵族所宜担任的，说：“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婚姻总是一种政治联姻，更要讲究门当户对，门阀制度对此要求很严，第24则认为士族豪门跟低于自己门第的家庭通婚是“乱伦之始”。 除此以外，刚直不阿，不信鬼神，当仁不让，义不受辱，不肯屈身事人，不受吹捧，也不吹捧别人，等等，都是本篇所称道的。
途中见杏花
诗人漂泊在外，偶然见到一枝杏花，触动他满怀愁绪和联翩浮想，写下这首动人的诗。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宋人叶靖逸《游园不值》诗中的名句。杏花开在农历二月，正是春天到来的时候，那娇艳的红色就彷彿青春和生命的象征。经历过严冬漫长蛰居生活的人，早春季节走出户外，忽然望见邻家墙头上伸出一枝俏丽的花朵，想到春回大地，心情该是多么欣喜激动！叶靖逸的诗句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可是吴子华对此却别有衷怀。他正独自奔波于茫茫的旅途中，各种忧思盘结胸间，那枝昭示着青春与生命的杏花映入眼帘，却在他心头留下异样的苦涩滋味。 他并不是不爱鲜花，不爱春天，但他想到，花开易落，青春即逝，就是永远守着这枝鲜花观赏，又能看得几时？想到这里，不免牵惹起无名的惆怅情绪。更何况自己行色匆匆，难以驻留，等不及花朵开尽，即刻就要离去。缘分如此短浅，怎不令人倍觉难堪？ 由于节候尚早，未到百花吐艳春意浓的时分，一般树木枝梢上还是空疏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寒意，蝴蝶不见飞来采蜜，只有归巢的黄莺聊相陪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杏花，难道不感到有几分孤独寂寞吗？这里显然融入诗人的身世之感，而杏花的形象也就由报春使者，转化为诗人的自我写照。 想象进一步驰骋，从眼前的鲜花更联想及往年在京城长安看到的千万树红杏。那一片蒙蒙的烟霞，辉映着阳光，弥漫、覆盖在神州大地上，景象是何等绚丽夺目呀！浮现于脑海的这幅长安杏花图，实际上代表着他深心忆念的长安生活。诗人被迫离开朝廷，到处飘零，心思仍然萦注于朝中。末尾这一联想的飞跃，恰恰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点出了他的愁怀所在。 诗篇借杏花托兴，展开多方面的联想，把自己的惜春之情、流离之感、身世之悲、故国之思，一层深一层地抒写出来，笔法特别委婉细腻。晚唐诗人中，吴子华作为飞卿、义山诗风的追随者，其最大特色则在于将温李的缛丽温馨引向了凄冷清疏的一路。本篇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定风波 · 不是无心惜落花
不是无心惜落花。落花无意恋春华。昨日盈盈枝上笑。谁道。今朝吹去落谁家。 把酒临风千种恨。难问。梦回云散见无涯。妙舞清歌谁是主。回顾。高城不见夕阳斜。
金刚经 · 第二十三品 · 净心行善分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贺新郎 · 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冬，陈亮自浙江东阳来江西上饶北郊带湖访问作者。作者和陈亮纵谈天下大事，议论抗金復国，极为投契。陈亮在带湖住了十天，又同游鹅湖。後来，陈亮因朱熹失约未来紫溪，匆匆别去。辛稼轩思念陈亮，曾先写《贺新郎》一首寄给陈亮。陈亮很快就和了一首《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辛稼轩见到陈亮的和词以後，再次回忆他们相会时的情景而写下了这首词。 此词的突出特点在于，把即事叙景与直抒胸臆巧妙结合起来，用凌雲健笔抒写慷慨激昂，奔放郁勃的感情，悲壮沉雄發扬奋厉的格调。
满江红 · 金陵怀古
《满江红·金陵怀古》是元朝诗人萨都剌的词。这首词连缀了一系列古今人事和风物，既拓宽了时空领域，使怀古的情思显得汁漫悠远，又把抽象的情思化作可以闻见的人事或物象，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以增强情思的感染力。
将苑 · 卷二 · 假权
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
赠卫八处士
此诗作于诗人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之后。诗写偶遇少年知交的情景，抒写了人生聚散不定，故友相见格外亲。然而暂聚忽别，却又觉得世事渺茫，无限感慨。开头四句，写久别重逢，从离别说到聚首，亦悲亦喜，悲喜交集；第五至八句，从生离说到死别，透露了干戈乱离、人命危浅的现实；从「焉知」到「意长」十四句，写与卫八处士的重逢聚首以及主人及其家人的热情款待，表达诗人对生活美和人情美的珍视；最后两句写重会又别之伤悲，低徊婉转，耐人寻味。全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
上神宗皇帝书
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稿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国，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縻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生出科名。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已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在陜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嬉，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狥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的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収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巳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太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为相，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蔼然，天下相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 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侯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声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隘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巳振监司之体，各坏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浄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患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袵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哉？臣天赐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巳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坏不能巳，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雨过山村
《雨过山村》是由唐代诗人王建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前两句通过对景物的描来表达山村的静谧。第三句写妇女冒雨浴蚕，表现农家之忙。第四句通过对花的「闲」来反衬当地人的忙。全诗描绘了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村农忙图景。
荆门西下
《荆门西下》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首联谓自荆州东去，一叶扁舟曾遇风波之险，回望荆州，已被夏云遮掩；颔联谓人生岂不能轻视，感叹上天把厄运交给人们；颈联谓家人寄信嘱己安于异地，可是诗人深感难以返回故乡，会合无期；尾联谓洞庭湖波涛险恶，羡杨朱泣于歧路，免遭艰险。全诗充满漂流之感，故乡之思，情深意远，回味怆然。
渔家傲 · 五月榴花妖艳烘
此词是宋代欧阳文忠的一首关于端午习俗之词，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一位闺中女子享用粽子后，在家休息，梦醒后想出外踏青而去。抒发了闺中女子的情思。 上阕写端午节的风俗。用「榴花」「杨柳」「角粽」等端午节的标志性景象，表明了人们在端午节的喜悦之情。 下阕写端午节人们的沐浴更衣，饮下雄黄酒驱邪的风俗。后面紧接着抒情，抒发了一种离愁别绪的情思。
国风 · 周南 · 麟之趾
《国风·周南·麟之趾》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赞美诸侯公子的诗歌。此诗以麒麟比人，祝贺人家多子多孙，且子孙品德高尚，如同麒麟。全诗三章，每章三句。三章回旋往复，反覆唱叹，通过视觉意象与听觉效果的交汇，营造出一种兴奋、热烈的诗情画意。
劝学
《劝学》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文学家荀子创作的一篇论说文，是《荀子》一书的首篇。文章较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分别从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态度以及学习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论说了有关学习的问题。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阐明学习的重要性，第二段讲正确的学习态度，第三段讲学习的内容，第四段讲学习应当善始善终。全文说理深入，结构严谨，代表了先秦论说文成熟阶段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