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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寒江上有怀 / 早寒有怀 / 江上思归
此诗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一首怀乡思归的抒情诗。诗从萧索的秋景入手，写出客居异地时对家乡的无限思念，以及面对隐居与从政的抉择时的迷茫心情。诗人在异乡遥望故乡，深深地眷念襄阳、襄水，但故乡可望而不可及，只能垂下思乡之泪、遥看天际孤帆。这一种飘零之感只有羁旅中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首诗透露出作者长安碰壁之后的牢骚和惘然，思乡之情和写景之句浑然一体，深沉含蓄。全诗情景交融，言淡而意远。而发自内心对寒江的怀念之情，由此引发了首尾呼应。
鹧鸪天 · 懒向青门学种瓜
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张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主持抗金军事，陆游表示庆贺 。二年，陆游任镇江通判，张浚以右丞相、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仍都督江淮军马，视师驻节，颇受知遇；张浚旋卒，年底宋金和议告成。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夏，陆游调任隆兴（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通判；二年春，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被免职归家。这首词就是这一年归家不久后写下的。另有两首词意思与此词大体相同，也是同时所写下的。 陆游自从任枢密院编修官然后再任通判镇江，后又被调任隆兴，最后被免职，他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打击，心情抑郁，所以在乾道二年免职前所写的《烧香》诗中有“千里一身凫泛泛，十年万事海茫茫”之慨。 罢官后如《寄别李德远》诗的“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既愤慨抗金志士的遭受迫害；而又一首《鹧鸪天》词的“插脚红尘已是颠”，“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又自嘲对仕途进退认识的浅薄 。在这种心境支配下，词的上阕“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二句，表示不愿靠近都城学汉初的邵平那样在长安青门外种瓜，只愿回家过清闲的渔钓生活。但隐身渔钓，并非作者的生活理想，这样做只是作者在无可奈何之下的一种自我排遣而已，读“送年华”三字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感喟之情。这时候，作者迁居山阴县南的镜湖之北、三山之下，湖光山色，兼擅其美。在作者的诗人气质中本来就富有热爱自然的浓烈感情，所以当他面对这种自然的美景时，人事上的种种失望和伤痛，也因此自会暂时得到冲淡以至忘却，所以后面的二句 ：“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即就写镜湖旁飞鸟出没的情况，写出那里的风景之美。句法上既紧承“渔钓”，又针对镜湖特点；情调上既表景色的可爱，又表心境的愉悦：脉络不变，意境潜移 。它用笔清新，对偶自然，轻描淡写，情景具足，以景移情，不留痕迹，是全词形象最妍美、用笔最微妙的地方，这其中的韵味，耐人寻思。 下阕从湖边写到在湖中泛舟的情况。开头二句，“歌”声与“木虏”声并作，“缥缈”与“呕哑”相映成趣；第三句：“酒如清露鮓如花”，细写酒菜的清美。这三句，进一步描写词人“渔钓”生活的自在和快乐 ；“鮓如花”三字着色最美，染情尤浓。结尾二句 ：“逢入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表明词人不但安于“渔钓”，而且愿意以船为家；不但自在、快乐，且有傲世自豪之感。但我们联系作者的志趣，可以知道这些自在、快乐和自豪，是词人迫于环境而自我排遣的结果，是热爱自然的一个侧面和强作旷达的一种表面姿态，并非出自于他的深层心境。“笑指”二字和上阕的“送年华”三字，一样透露出词人的这种心情矛盾。表面上是“笑”得那样自然，那样自豪 ；实际上是“笑”得多么勉强，多么伤心。上阕结尾的妙处是以景移情；下阕结尾的妙处是情景交融。这时候作者景慕张志和的“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的行径，自号“渔隐”。词中的以船为家，以及这一年所写的词，如《鹧鸪天》的“沽酒市，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采桑子》的“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都是“渔隐”生活的具体描写，但我们一样可以从深层心境中去体会作者的“渔隐”实质。上阕的“送”字告诉我们这种实质比较明显，本阕的“笑”字告诉我们这种实质却很隐秘。 陆游作词，本来就好象大手笔写小品，有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的感觉。这首词，随手描写眼前生活和情景，毫不费力，而清妍自然之中，又自觉正反兼包，涵蕴深厚，举重若轻之妙，表现得很明显。
酹江月 · 夜凉
《酹江月·夜凉》是宋代文学家黄升所作的一首词。本词上片侧重写秋夜之所见，下片主要写秋夜之所思所感。作者认为，古来骚人往往为人生失意而遗恨千古，何如托身山林，寄情风月呢？这当然是消极的，但在当时作为志行高洁者自我解脱的一种出路，也自有可理解之处。
上神宗皇帝书
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稿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国，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縻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生出科名。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已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在陜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嬉，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狥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的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収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巳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太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为相，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蔼然，天下相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 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侯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声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隘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巳振监司之体，各坏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浄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患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袵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哉？臣天赐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巳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坏不能巳，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拟古诗八首
【其一】 鲁客事楚王，怀金袭丹素。 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顾。 日晏罢朝归，舆马塞衢路。 宗党生光辉，宾仆远倾慕。 富贵人所欲，道得亦何惧。 南国有儒生，迷方独沦误。 伐木清江湄，设罝守毚兔。 【其二】 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 弱冠参多士，飞步游秦宫。 侧睹君子论，预见古人风。 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 羞当白璧贶，耻受聊城功。 晚节从世务，乘障远和戎。 解佩袭犀渠，卷袠奉卢弓。 始愿力不及，安知今所终①。 【其三】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 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 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 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 石梁有馀劲，惊雀无全目。 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 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 【其四】 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泉。 生事本澜漫，何用独精坚。 幼壮重寸阴，衰暮反轻年。 放驾息朝歌，提爵止中山。 日夕登城隅，周回视洛川。 街衢积冻草，城郭宿寒烟。 繁华悉何在，宫阙久崩填。 空谤齐景非，徒称夷叔贤。 【其五】 伊昔不治业，倦游观五都。 海岱饶壮士，蒙泗多宿儒。 结发起跃马，垂白对讲书。 呼我升上席，陈觯发瓢壶。 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 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 君来诚既晚，不睹崇明初。 玉琬徒见传，交友义渐疏。 【其六】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 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 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 田租送函谷，兽稿输上林。 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 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 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其七】 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 秋蛩挟户吟，寒妇成夜织。 去岁征人还，流传旧相识。 闻君上陇时，东望久叹息。 宿昔改衣带，旦暮异容色。 念此忧如何，夜长忧向多。 明镜尘匣中，宝瑟生网罗。 【其八】 蜀汉多奇山，仰望与云平。 阴崖积夏雪，阳谷散秋荣。 朝朝见云归，夜夜闻猿鸣。 忧人本自悲，孤客易伤情。 临堂设樽酒，留酌思平生。 石以坚为性，君勿惭素诚。
春思
此诗写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在明媚的春日里对丈夫梦绕魂牵的思念，以及对战争早日胜利的盼望，表现思妇的思边之苦及其对爱情的坚贞。全诗言辞朴实无华，情景交融，神骨气味高雅浑然，富有民歌特色。
对楚王问
相传为屈原弟子的宋玉同样也遭受到楚国宗室贵族的排挤和谗害，但宋玉没有选择以死来抗争现实，而以机智的辩答表明自己的清白。本文记叙的便是宋玉对楚王责难的精彩辩白。文章通过楚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之“遗行”，宋玉巧妙设譬取喻进行答辩，表现了宋玉超然独处、不同流俗的孤芳自赏的情怀，反映了楚顷襄王时宗室专权、朝政日非、嫉害贤能的黑暗现实。 全文结构简洁明晰，一问一答，毫无枝蔓。 《对楚王问》是问对体，即假设主客问答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文体。所以文章一开头，就写楚顷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宋玉宕开一笔，满口承认有“遗行”，不作申辩，只是希望宽恕，让他把话说完。 其次，写宋玉的答辞。其答辞以讲故事的形式，表面与“遗行”无关，实则均为“遗行”进行辩驳。分三个层次：一是讲一位歌手在郢都唱歌，唱《下里》、《巴人》低级通俗的歌时，唱和者数千人；唱《阳阿》、《薤露》较高级的歌时，应和者数百人；唱高雅的《阳春》、《白雪》之歌时，能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最後唱高难度的变化无穷的歌时，能和者只有几人。可见“曲高和寡”，暗示智高之人不为人理解。二是以凤凰、鲲鱼与鷃雀、泽鲵的对比，说明渺小的鹦雀、泽鲵之类的谗佞小人不会理解如凤凰、鲲鱼一类大智者的胸怀与能力。三是以圣人与世俗之民的对比，说明凡夫俗子哪能了解我（圣人）的所作所为。三重对比中，宋玉自比为高雅之乐曲、鸟中之凤、鱼中之鲲、人中“圣”人，说明自己情操高尚，与那些鼠目寸光的谗佞小人有天壤之别，故遭到他们的诬陷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宋玉没有对“遗行”进行辩解，但“故事”一完，“遗行”之诬也就不攻自破。宋玉的高洁清高、孤芳自赏自然显现，楚顷襄王及周围佞臣的昏庸、恶劣昭然若揭。有力地反驳了楚王的责问，真是笔力千钧，水到渠成。不仅抒发了作者孤高自傲、不同流俗的品格，同时也流露了宋玉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愤懑之情，具有骚情雅意，隽永无穷！ 全文运用比喻，生动形象，理寓其中；逐层推进，逐层深入；答辩一完，戛然而止，如载奔马，干净利落，有馀音绕梁之效。 此作的笔法高绝之处，是在“不经意为文”。作者并不是精心着意地作文，只是从生活中撷取普通问对，打打比方，在不经意中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流露出隐隐的不满情绪，值得细加玩味。
湖晴观水面流虹
湖山过雨，残月烘云，峦霭浮浮，林铺翠湿，浴晴鸥鹭争飞，拂袂荷风荐爽。忽焉长虹贯天，五色炽焰，影落湖波，光彩浮濯。乍骇蛟腾在渊，晃荡上下，水天交映，烁电绝流，射日蒸霞，似夺颓丸晚色。睥睨静观，景趣高远，不觉胸中习气，欲共水天吞吐。此岂丰城伏剑，时为幽人一剖璞中蕴色？
笠翁对韵 · 上卷 · 十三元
卑对长，季对昆。永巷对长门。山亭对水阁，旅舍对军屯。扬子渡，谢公墩。德重对年尊。承乾对出震，叠坎对重坤。志士报君思犬马，仁王养老察鸡豚。远水平沙，有客泛舟桃叶渡；斜风细雨，何人携榼杏花村。 君对相，祖对孙。夕照对朝暾。兰台对桂殿，海岛对山村。碑堕泪，赋招魂。报怨对怀恩。陵埋金吐气，田种玉生根。相府珠帘垂白昼，边城画角对黄昏。枫叶半山，秋去烟霞堪倚杖；梨花满地，夜来风雨不开门。
黄莺儿 · 商调 · 赠燕
《黄莺儿·赠燕》是清代文学家张潮创作的一首散曲。该散曲前四句写燕子在泥中衔回落花修补画栋上残破的彩绘花朵，燕子都不忍花朵残破，有拟人意味；中间四句写燕子在半开半掩的珠帘内，半掺着羽翼，感伤眼前破败“堂前王谢”，既有拟人手法，又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暗含用典。作者实写眼前的衰败，化用典故，让人联想到旧时的王谢堂，虚实结合。
一丛花 · 杏花
柳莺啼晓梦初惊。香雾入帘清。胭脂淡注宫妆雅，似文君、犹带春酲。芳心婉娩，媚容绰约，桃李总消声。 相如春思正萦萦。无奈惜花情。曲栏小槛幽深处，与殷勤、遮护娉婷。姚黄魏紫，十分颜色，终不似轻盈。
唐多令 · 其八 · 癸未上元午晴
春雨满江城。汀洲春水生。更悲久雨似春酲。犹有一般天富贵，夜来雨、早来晴。 年少总看灯。老来犹故情。便无灯、也自盈盈。说着春情谁不爱，今夜月、有人行。
咏怀古迹（其四）
此诗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的第四首，诗人称颂了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抱负难展的悲怨之情。作者借村翁野老对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诗歌先叙刘备进袭东吴失败而卒于永安宫，继叹刘备的复汉大业一蹶不振，当年的翠旗行帐只能在空山想象中觅得踪迹，玉殿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歌颂了刘备的生前事业，叹惋大业未成身先去，空留祠宇在人间的荒凉景象。最后赞刘备诸葛亮君臣一体，千百年受人祭祀，表达了无限敬意，发抒了无限感慨。
别舍弟宗一
这首诗是作者送别堂弟柳宗一而作，为伤别并自伤之作。诗中所抒发的并不单纯是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同时还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窜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 全诗苍茫劲健，雄浑阔远，感慨深沉，感情浓烈，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无间，深得后世诗评家称赏。诗的一、三、四联着重表现的是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第二联集中表现作者被贬窜南荒的愤懑与愁苦。 首联写在送兄弟到越江边时，双双落泪，依依不舍。起势迅拔奇突，悲情无限，有极大的感染力。在二弟宗直暴病身亡之后，大弟宗一又要北适湘鄂之地安家，作者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故曰“残魂”且已“零落”，神情“黯然”却又加“倍”，其中自有贬谪之苦，孤寂之意。此刻兄弟泣别，双双垂泪，虽为人之常情，却另有深意：诗人在极度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需要亲情友情支撑他那即将崩溃的精神世界，然而贬谪以来，亲人相继弃世，此时宗一又要北去，诗人更觉形单影只，愁苦无依。这两句诗既是铺叙，又是情语，充分表现出诗人苦涩的心境和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 诗的第二联，正是集中地表现他长期郁结于心的愤懑与愁苦。从字面上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报荒十二年”，似乎只是对他的政治遭遇的客观实写，因为他被贬谪的地区离京城确有五、六千里，时间确有十二年之久。实际上，在“万死”、“投荒”、“六千里”、“十二年”这些词语里，就已经包藏着诗人的抑郁不平之气，怨愤凄厉之情，只不过是意在言外，不露痕迹，让人“思而得之”罢了。柳宗元被贬的十二年，死的机会确实不少，在永州就曾四次遭火灾，差一点被烧死。诗人用“万死”这样的夸张词语，无非是要渲染自己的处境，表明他一心为国，却被长期流放到如此偏僻的“蛮荒”之地，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两句，有对往事的回顾，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吟，字字有血泪，句句蕴悲戚。 第三联是景语，也是情语，是用比兴手法把兄弟彼此境遇加以渲染和对照。“桂岭瘴来云似墨”，写柳州地区山林瘴气弥漫，天空乌云密布，象征自己处境险恶。“洞庭春尽水如天”，遥想行人所去之地，春尽洞庭，水阔天长，预示宗一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抑一扬，蕴愁其中：由于桂岭洞庭，一南一北，山川阻隔，以后兄弟相见恐怕就非常不易了。因而在这稍见亮色的描述中先笼罩了一层哀愁，十分巧妙地为尾联的表情达意伏下一笔。 诗的最后一联说，自己处境不好，兄弟又远在他方，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在梦中经常梦见“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一带的烟树。“烟”字颇能传出梦境之神。诗人说此后的“相思梦”在“郢树烟”，情谊深切，意境迷离，具有浓郁的诗味。古往今来，这“郢树烟”似的幻象使失意的迁客骚人趋之若鹜，常愿眠而不醒；但又让所有的失意者无一例外地大失所望。这“烟”字确实状出了梦境相思的迷离惝惚之态，显得情深意浓，十分真切感人。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柳宗元的这首诗既叙“别离”之意，又抒“迁谪”之情。两种情意上下贯通，和谐自然地熔于一炉，确是一首难得的抒情佳作。
壶中天
绕枝倦鹊，鬓萧萧、肯信如今犹客。风雪荷衣寒叶补，一点灯花悬壁。万里舟车，十年书剑，此意青天识。泛然身世，故家休问清白。 却笑醉倒衰翁，石床飞梦，不入槐安国。只恐溪山游未了，莫叹飘零南北。滚滚江横，呜呜歌罢，渺渺情何极。正无聊赖，天风吹下孤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