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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内容

临池心解

[ 清 ] 朱和羹

凡欲学书之人，工夫分作三段，初要专一，次要广大，三要脱化，每段三五年火候方足。初取古人之大家，一人以为宗主。门庭一立，脚根牢把，朝夕沉酣其中，务使笔笔相似，使人望之便知是此种法嫡，纵有谏我、谤我，我不为之稍动，常有一笔一画数十日不能合辙者，此际如触墙壁，全无入路。他人到此，每每退步、灰心。我于此心愈坚，志愈猛，功愈勤，一往直前，久之则有少分相应，初段之难如此。此后方做中段工夫，取魏、晋、唐、宋、元、明数十大家，逐字临摹数十日，当其临时，诸家形模，时时引入吾胸，又须步步回头顾祖，将诸家之长默识归源，庶几不为所诱，工夫到此，倏忽五六年矣。至末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以为宗主，又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到熟极处，忽然悟门大开，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奥，我之笔底迸出天机，变动挥洒，回想初时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自成一家，到此又五六年。 书路小道夫，岂易易哉！能用笔便是大家、名家，必笔笔有活趣。飞鸿戏海，舞鹤游天，太傅之得意也；龙跃天门，虎卧凤阙，羲之之赏心也。即此数语，可悟古人用笔之妙。古人每称弄笔弄字，最可深玩。临《乐毅论》十五日，深悟藏蜂之妙；廿五日，深悟回腕藏锋并用；作为两层悟入，癸巳临来仲楼《十七帖》，深悟转换之妙；至二十日，又悟侧左让右之诀。余廿岁外见东坡书，即知其为偏锋，亦时有此疑，不敢率论，直至癸巳秋，见黄山谷小品于蒋子久家，其中有东坡不善作草书，只用诸葛笔，又云举背作案，倚笔成书，不能用双钩悬腕，自视此说，二十年不可解之疑，一日豁然冰解矣！ 凡欲学书名世者，虽学楷学草，然当以行为主，守定一家以为宗主，专心临摹，得其用笔俯仰向背，姿态横生之处，一一入微，然后别取一种临数月，再将前所宗者临三月，觉此一番，眼力与前不同，如此数转，以各家之妙资我一人，转阻转变转变，转入转入转妙，如此三年，然后取所主书摹写数月，则飞动之态，尽入笔端，结体虽雅正，用笔则奇宕，此时真书草书行书一时尽悟，可入古人之室矣！ 行书点画之间须有草意，盖笔笔飞动，纯是天真横溢，无迹可寻，而有遒劲萧远之致，必深得回腕藏锋之妙，而以自然出之。其先习《黄庭》、《洛神》以端其本，其后习各种草书以发其气，其中又习数十种行书以成其格，安得不至妙境。行书之功十倍草书。或曰古人有忙中不作草字，奈何？曰：斯人斯时所未学者，草耳，未学则以为难，理或然欤？或曰：此说误。不及作草者，不及起草再誊真耳。学行书即能通真，学真书不能通行。以此知行书之功不小。 锺太傅书，一点一画皆有篆隶之遗，至于结构，不如右军。格之凤翥龙蟠如张芝，如索靖，皆锺一家书，以右军视之，正如太羹元酒不复过而问矣！锺书须玩其点画，如鱼如虫如枯枝如坠石，其旨趣在点画之间，虽古却少变动，简却少蕴藉，于势之一字尚未尽致，若夫王则纯以势胜势，欹而反正，则又秘之又秘矣！ 华亭少时，学李北海，又学米襄阳，于二家盘旋最久，故得李十之二三，得米十之六七。生平虽无所不临，而得力则在此。今后学董者，不得舍李米而竟取董也。盖以董学董终不是董。米中年方临颜。陈中丞好学书，元章授以提笔法，曰以腕抵纸，则笔端有指力，无臂力也。曰提笔亦可作小字乎？元章笑顾，小吏取纸书黼黻，赞笔划端严，字如蝇头，而位置规模皆若大字，因请其法。曰：无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时，不可一字不提笔，久之自熟矣！ 八法转换，要笔笔分得清，笔笔合得浑。所以能清能浑者，全在能留得笔住。留笔总在能换处，见之转换者，用笔一反一正也，此结构用笔也，即古人回腕藏锋之秘，不肯明言。所谓手授口诀者，试问笔如何能留由，先一步是用腕力，腕力用得不坠之时，方才用留，笔笔既留矣，如何能转，曰，即此提笔之果，能提笔，然又要认得换笔，自然笔笔清，笔笔浑。其法贵在窗下用熟，及临书时，一切相忘，惟有神气飞舞而已。所谓抽刀断水，断而不断是也。观舞剑而悟者，张旭也，斗蛇而悟者，文与可也。舞剑斗蛇最得古人用笔之妙，临来仲楼所刻《舞鹤赋》五年，字体始定。用笔四处，不可不留心，如出也收也放也转也。 余虽得元宰嫡传，初学书时，只临肥本《兰亭》，三年不辍，又不敢易他贴。介子尝笑其拙。三年后方临董书，旋临《官奴贴》，又稍涉坡仙北海，旋弃之，遂转学杨少师《乐志论》，又复有悟，但嫌其结构谨严，无疏散之致，又以《舞鹤赋》为主，如此二年，遂临二王全帖十册不停手，不下座者，七月及临毕。之后作字更拙陋，无一笔如意。余私心恨之，乃掷笔不敢作书者数月，后又猎心复萌，取旧日所临再虚心奋入，觉此际较从前大有不同，每一字中，又开无限法门，与我相瞻于静对之际，若以精微相合者，然后知古人之妙，未敢轻示后人，又必待后人有一分眼力，则见一分，有十分则见十分也。盖每字有数层悟入者，余乃知之又敛。我胜气淡，我妄心临颜、柳、欧、虞而寝食于褚者，数月于宋之四家，元之一家，明之诸家，皆无所不窥，而独以米老为最，又取从前诸帖，时时拈起，回旋往复屈指计之，不知费几许几月矣！ 乙巳春，过昆陵，见王双白，双白见余书静正因偏，告同人曰：此似董而深于少师之法者，元宰之后一人也。因劝余，不必泛临各家，当以董为主，间入少师之法，已足成家传世也。自是始专业华亭，誓以终老。双白髫年，即从董先生游，今六十余矣。董历游南北，双白多从之，故笔法精深，自谓得不传之秘，又亲书三十二字授余，其中有“侧笔取势，晋人不传之秘”十字。余初见以为不然，盖势之一字，余未深明，然每从诸家之说，以为未有不从中锋而得者，今日侧笔，胡为乎第？余从事于此有年，惟此一势字未了得，毋中锋之过乎。归来临帖数百字试双白传法，犹未了解此势字。初秋一病，淹留至十九日不愈，即起坐亭中，见风吹竹叶相迎相亚，忽迫忽避，恍有所得，觉前日半解半阻，至此神悟顿开，涣然冰释矣！羲之云，执笔在手，手不知运，运笔在腕，腕不自执。此四句贵先讲明。透观此语，转腕之法贵矣。次选临古帖，择其佳者摹之，所贵识得弃取，次折笔点画之间一一折开，看其起止，法熟后自臻神化。以上五条乃元宰先生临池妙诀。 此外，侧笔取势，晋人不传之秘也。侧笔取势者，于结构处一反一正。所谓锋锋相向，此从运腕得之。凡字得势则活，得势则传。徐欣二字，让左侧右可悟势欹而反正。永兴抽刀断水，自谓于道有悟，及舞剑斗蛇龙蟠凤翥诸法，一以贯之矣！又，前人诗云：舵楼一夜雨催诗，果有蛟龙起墨池，悟得将军舞剑势，分明草圣折锋时。“势”字最妙侧笔取势，言其书画有锋，势欹而反正也。 丰南隅《考功》云：双钩悬腕，让左侧右，掌虚指实，意前笔后。此十六字，古人所传用笔之诀也。双钩悬腕，食指中指圆曲如钩，节与母指相齐，而撮管指尖则执笔，挺直大字，运上腕，小字运下腕，不使肉衬于指；让左侧右者，左腕让而居外，右腕侧而居中，当使笔管与鼻准相对，则颌下无欹斜之患；掌虚指实者，指不实则颤掣无准，掌不虚则窒碍无势，三指撮齐，上俯仰，进退往复，垂缩刚柔，曲直钩环，纵横转运，无不如意，则笔在画中而左右皆无病矣；若夫意前笔后，工夫熟后，方可臻也，非纸成堆，笔成冢，安能有此神化。此南隅论临池家法，矜为神妙。以余观之，只是搦管法，至所以运笔并未之及，况让左侧右，注解总非耶？或曰让左侧右，毕竟如何，此拗腕法也，亦只向右边之一法耳。 《六书》象形、会意、谐声，指事转注假借，发笔处、收笔处、转笔处皆有口授妙诀。又起不孤，伏不寡，亦双白妙语。陈眉公执笔撮于指尖，横担又斜又扁，不肯对客作书，恐人盗去笔法，此与古人执笔稍异。右军执笔向内，大令执笔向外，鲁公执笔真正中锋，今持其墨迹，向日中照之，划中微有一线，其色更黑，画画皆然。三人执笔虽不同，然皆悬腕、悬肘。董先生学大令，邹虎臣则全仿鲁公。 董先生于明朝书家不甚许可，或有推祝枝山者曰，枝山只能作草，颇不入格。于文徵明，但服其能画，于米万钟则更唾之矣。于黄邓稍蒙许可。董用羊毫，其头甚长，约一寸七八分，又略丰美。所谓毫毛茂茂，但笔笔尖耳！用之写小楷、小行或微杂紫毫。若匾额宜用羊毫，字大者，绝不用棕及猪毫。匾额横字，书宜长瘦，不宜扁阔。直竖匾额，高悬七八丈者，上字宜微大，下字宜微小，大字宜笔笔用力，黑多白少，言用笔宜肥也。 凡写字，先小字后大字，先缜密后纵宕，理所必然。王觉斯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临摹不可一日间断耳。觉斯字，一味用力，彼必误认铁画银钩，所以魔气太大。先生每云，吾书无他奇，但姿态高秀，为古今独步耳。心忘手，手忘笔，笔忘法，纯是天真潇洒。邹虎臣初学书最服膺董先生，及双钩悬腕三年而后成之。又邹虎臣评“宋四家”书，蔡曰嫩，苏曰俗，黄曰野，米曰贱，以其偏旁欹斜鲜庄雅之度耳。 毗陵有“束第”二字，经一尺五六寸，乃元宰书，真得势字。元宰尝云，余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能实证者，在起倒收束处耳，过此一关，虽右军父子亦无奈何耳！ 转左侧右乃右军字势。所谓迹似欹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谈此窍也。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怒笔木僵之谓。乃如大力之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兴得之，须悟后始知余言也。颜平原屋漏痕、折钗股，谓欲藏锋，后人不识，遂以墨猪当之，皆成俗笔。痴人前不得说梦，欲知屋漏痕、折钗股，当于圆熟处求之，未可朝执笔而暮合辙也。 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不如晋，遂专仿《黄庭经》及锺元常《宣示表》、《戎辂表》、《丙舍帖》，凡三年，自谓偪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游嘉兴，得亲观项子京家藏古人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作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砚矣。然自此，渐渐有心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流书。虽翰墨小道，其艰如此，况学道乎？ 庚戍二月二十日华亭论书。内度景有历代内府玉宝及历代名人图章，又有一长印云：“玉皇殿上掌书仙。”此七字甚俗，然朱色如新，是亦一奇。观其语，疑宋徽宗所用之物也。古洲藏此神物，提督马进宝欲得之，以为进京入贡之用。古洲索价虽三千金，亦权意终无售意也。马价六百金，古洲不应。有人献计于马，遂以暗通海上郑成功为名，发兵黑夜围古洲宅，擒置于狱，凡家之所藏尽为马有，不独内景经也。又馈金珠乃得免。后马自京师还，召古洲一饭而已。刘玉少家藏眉公真迹甚多。余昔婆娑其下，见一白纸，便面，横书“闲挥白羽扇”五字，此款极新。山谷小品云：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观眉公此书，方知古人工书无他奇，但能用笔耳。大令草书淳古，殊近伯英，论者以右军草入能品，大令草入神品。余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似右军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耳。山谷谓《洛神赋》非王子敬书。以字格笔力去之太远，乃米宣猷书。山谷诗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瘗鹤铭》，隋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适能作小楷，亦不能摆脱规矩。客曰：子何不舍子之冻蝇？余无以应，因知此技非得不传之秘者，未易易也。凡欲作书，先端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寡默，如对至尊，则无不美也。褚河南印印泥，张长史锥画沙，颜太师屋漏痕、折钗股，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以悟入也。 肥字须要有骨，瘦字须要有肉。字美观则不古，初见之使人甚爱，次见之则得其不到古人处，三见之则其不合者盈眼矣。故观今人之字，如观文绣，观古人之字，如观钟鼎，行行须求合法，字字须求生动。 《淳化阁帖》初刻系枣版，银定拓。余友吴天定为余父述古公门人所居，又相怜。余朝夕得把玩后，湖广胡天骝出一册见示，乃二王草书，生动变化，余一见即知为潭帖，在淳化之上。观其后款，果然为二王草书。邢子愿得力于此。淳化秘阁续帖内欧阳太子率更、李太白皆极妙。太白字，天真豪放，逼似其为人，云得力于南唐李后主七法。余见董先生所刻戏鸿堂、宝鼎斋、来仲楼，书种堂正续，二刻鹪了瓴、红绶轩、海鸥堂、青来馆、蒹葭室、众香堂、大来堂、研庐帖十余种，其中惟戏鸿堂、宝鼎斋为最。先生平生学力皆在此二种，其余诸帖，研蚩各半，而最劣者，则青众香也。笔意酷似杨彦仲，疑其伪作也。 《淳化阁贴》所见诸本，皆系钱文倩物。文倩囊涩，先质六册于一富贾，余四册，余尝见之。其中二王一册，笔法秀宕，下真迹一等，果俊物也，细玩却是潭帖。在明朝唯陕西肃王府翻刻石拓为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勒上石所刻，费数万，较今市本相去天渊焉。 明朝法贴，大刻有“郁冈斋”乃王氏所刻，“停云馆”乃文氏所刻。“郁冈斋”余童年曾见之，不复记忆。“停云馆”余见之于张玉立家，其中《黄庭》、《兰亭》刻有多种，而帖中所载宋、元诸家最详。又涿州冯相公所刻“快雪堂”，亦备载苏、米书，采摭颇精，于晋魏历代之书，十得四五耳。至于董先生所刻“戏鸿堂“、“宝鼎斋”，临摹历代大家及自书题跋，精妙绝伦，近则可掩“郁冈斋”，远则踞诸《淳化》各种名帖之上，诚罕观也。 余见二王帖十卷，首幅刻右军、大令二像，前六卷皆右军书，后三卷皆大令书，共一百七十余页，末一卷皆名贤题跋，乃金坛李氏所刻。李为元、明两朝世家，故能办此。余曾不停手临七月余，后以乏米，质之张氏，得六星后未能赎，可叹耳！ 二王有《甲戍帖》，在《淳化》之上。宜兴蒋如奇，号邃初，在扬州盐商家得之，价值千金。蒋与刘馀佑同年，蒋死，其子中落，适刘子名芳烈者，为镇江太守，蒋子修谒刘，请看不还，以北寄为辞，及蒋归，然刘所赠不下数百金也，后数年，蒋游京师谒馀佑，又赠数百金。蒋遂不敢言，至今竟为刘氏所有。 米南宫对宋仁宗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气，蔡襄勒字，杜衍摆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臣刷字。” 余学书十六年，方悟得势字，至二十七年，方悟得三折笔锋。今人把笔无几时，便思挥屏扇纤素，开口便轻议前贤，只是不自知丑态耳。历代名家，各有妙悟，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如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如两峰出云，忽然自合，如见舞剑器，如见道斗蛇，如闻嘉陵江声，乃于道字方有悟，抽刀断水，总只悟得个势字，是取势又兼用笔，其余三折锋之说，自卫夫人及羲、献而后无有问途者，岂知之，固秘之耶。抑得势即三折笔耶，可以不言耶，妙极！ 落笔要有疏宕纵逸之气，凡作字时，便存此想，不可忽略，然必在极熟之后，笔忘手，手忘笔，方能臻此三折笔法。 元宰以争座位为颜书第一，为其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最为深思。 学书之人先须笔笔能到古人，及至到处，则须劈破天荒自成一家。秦少游绝爱政黄牛书，问其笔法，政曰：字，心书也。着意则不佳，故每求儿童书以观其神气。 余学书在戊子元旦至甲申二十七年，临摹古帖备极苦心，虽时与古人盘旋，然堂奥未窥也。壬子腊月回山西陈家集，晴窗之下，偶临元宰禅悦一则，忽悟得变化笔法，然非口授，亦不能透彻耳。 凡临贴到数月之后，工夫沉密则平日笔意反为法所缚，动笔辄更拙滞，不得如意，如须换一两种帖，庶前之所临，活变生动，从不经意处潇洒而出。临小字是日，不得为人写大字，临大字是日，不得为人写小字，若转换数日笔意飞舞，厥迹既佳，大小亦可任意矣！ 余十六岁时，过金陵，侄孙直儒家见其五百金所购欧书《乐志论》墨迹，余极爱之，因屡愿习此种，又苦其难弃前学，心识其法，五十二年未尝语人，后传李锡奇、乐继武及明晋卿子，名观者共传三人焉。在直孺家见颜鲁公《争坐位》墨迹，在唐版纸上无一字涂抹遗漏，与世所传草稿不同，字形瘦劲奇变，踊跃生动，如龙眼大，后幅并无人题跋，只有数行落年月姓名，但云是鲁公当日誊清，上之当事者，历代藏之。粤西荔波县瑶蛮洞中，传为世宝。万历末，有浙西顾姓者，官于其地，诱而得之，藏于其家。天启间转入吴门韩某之手，直儒用八百金购得之。此卷华亭且未之见，况前此书家乎？宜其题跋之无人也。余得华亭门人传法，眼能小具别鉴，故知其为真迹也。 镇江曹次师家藏苏、米真迹，来扬求售。米之用笔，顿跌清古，与世所传真壤十纸，相去天渊，即较之方圆庵《张志孝碑》，亦不相类。乍视之，不知为米书。米老儒古帖，结构盘桓，气魄雄浑，笔意磊落。王双白云：明朝只有一大家，董元宰是也，下此都是名家。总明朝书家论之，可与唐宋匹者，一邓太素，二邹衣白，三倪苏门，四陈眉公，盖太素得力于米而天姿古劲有屈铁之势，全以骨胜，所少者细筋，又无变化，新新之态。至于邹书则中锋悬腕，荧迥刚劲，但拘于颜法，又时伤瘦硬，未能变化耳。若倪书，笔法秀逸，从董脱胎，于历代之法蕴蓄宏深，而出之简远，不似他人着力。陈眉公用笔甚活，自成一家，能于紧处用藏锋，其结构如松柯掩缭，有骨有趣，从苏脱胎，一毫不背。此四人皆亚于董，正是孔门有四哲耳。 凡用新笔，以滚水洗毫二三分，胶腥散毫为之一净则刚健者，遇滚水必软熟，与笔中柔毫为一类，后以指攒圆，且不可令曲，听干三四日后，剔砚上垢，去墨腥，新水浓研，即以前笔饱醮，仍深二三分，不可濡水，随意作大小字百余个，再以指攒圆，直候干收贮，量所用笔头浅深清水缓开，如意中式，然后醮墨，此华亭秘传也。又作字先开笔，开笔之法，先点清水，少歇又点，如此三次，令水透毫，然后取笔向干净砚上旋转捺之，令四面之毫，无一不和，又由浅入深，令四面毫之润处无一丝不齐，酌字大小，以分浅深。若临米，纵小字亦须深开，运用轻重方能随意。若写毕，亦另有秘传。 凡作字时，几上当安笔七八枝或十余枝，若用笔少不如意即弃去另换一枝，勿惜小费致留恶札于世相传。善书者不择笔，此英雄欺人语也。 凡书字，墨须新磨，重按缓转，则汁细色鲜，书笺纸宜用烟墨，书宣纸宜用胶墨。书熟宣胶墨与烟墨同研乃佳。若纯用烟墨，一经裱后，则墨色晕出，字迹模糊矣。研墨成后，必须令其停十余分钟，乃取笔醮写之，则光彩异常。又，墨须浓，笔须健，以健笔用浓墨，则作字有力而气韵浮动。又作字须有胆，胆大则悬腕自足，胆小虽悬肘不成。 凡书字，自运在服古，临古须有我，两者合之则变美，离之则两伤。临古须要无我，一有我便是已意，必不能与古人相消息。摄天地清明之气，入指腕间，方能与造化相通，而尽万物之变态，然非穷极古今，一步步脚踏实地，积习久之，纵横变化无适不当，必不能地负海涵，独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积，万仞者尺寸之移。孙虔礼云，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凡临古人，始必求其甚似，久久剥换遗貌，取神则相契，在牝牡骊黄之外，斯为神似。宋人谓，颜字学褚，绝不相似。此可悟临古之妙矣！ 凡临古人，始在能取，继则能舍。能取易，能舍难，然不能取无由能舍。善学柳下惠，莫若鲁男子，于此可悟舍法。非折骨还父，折肉还母，何从现得清静法身来。余忆七岁时，读书东门王忆峰家，王称道董先生之学，余即慕其为人。余十七岁时，得笔法于南都。所谓手授口诀者，于此始知之。十九岁得“宝鼎斋”初拓，甚爱之。是时购先生真迹，然余以沉溺八股，既鲜闲暇，又生畏惮，是以不果学。乙酉之变，余家片纸只字都无存者，避乱湖边，教授阅三四年，复购数种。丙戊春，学永兴真书，两月即弃去，仍临肥本《兰亭》，直到戊子元旦，始落笔志毕生。于此年三月廿四日临《所堂大罗经·止静太古》一则。岁月蹉跎，忽惊老迈，古之书家，自成童即能把笔，如大令六七岁受笔法，一到壮年，名满四方。子昂三十八岁已官就名成。余年四十八始有此志，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亦帷有立志坚定，工夫不懈，庶几有成耳。 折须提笔，转须捻笔，折乃圆，圆乃劲。 习古人书，必须专精一家，至于信手触笔，无所不似，然后可兼收并蓄，淹贯众有，亦决不能自成一家。若专此一家，到得似来，只为此一家所盖，枉费一生气力。又临古须透一步，翻一局，乃适得其正。古人言，智过其师，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语。 人必各自立一家，乃可与古人相抗。魏晋迄今，无有一家同者，非由风会迁流，亦缘规模自树。仆常谓，使右军在今日，亦学不得，正恐为古人所盖耳。作书须笔笔有原本乃佳，一笔杜撰便不成字。作书不可不通篆隶，今人作书，别字满纸，只缘其末，未详其本，随意写写耳。通篆法则字体无差，通隶法则用笔有则，此入门第一正步。 东坡论唐六家书，永禅师骨深称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欧阳率更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褚河南清远潇洒，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颜鲁公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本于颜而能自出新意，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东坡于唐代变迁之迹论之最精，而武断私造之字则置而不论也。北宋书家，东坡及山谷米襄阳大抵高际阔步，气韵轩昂，或诋其棱角怒张则失之过。蔡襄李时亦有声于时。宣和时徽宗留意书法，得杜唐稽一人书法不传。高宗南渡，力图恢复，乃作评书之文，为翰墨志，玩物而已。大旨可宗，惟在羲、献，彼何不援羲之之言曰：区区江右，固足以寒心乎！后之学书者，当思有益于国家社会乃可。 宋以后书家，变迁最异者为洪武体或谓之宋字，横细纵角，字体方正，施之刻书，良有裨益，惟文人习之者，除碑版亦无用之者，仅为书手（原为手民）专家之学也。 凡写榜书，须我之气足盖世，虽字寻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挥如意，有意展拓，即气为字所夺，便书不成。榜书每一字中，必有两笔不用力处，须安顿使简淡，令全字之势，宽然有余，乃能跌荡尽意，此正善用力处。 凡作榜书，不须拘结构长短阔狭，随其字体为之，则差参错落，自成法度，一排比令整齐，便是俗格。 凡榜书，三字须中一字略小，四字须中二字略小，若齐一则高悬起便中二字突出矣。又榜书结构体宜少长，高悬则方，若结体太方则高悬起便扁阔，而势散矣！ 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然此体唐宋亦有之。段成式《酉阳杂俎》诡习内载有官楷手书《沈括笔谈》云：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则死无一笔是矣。窃以谓此种楷法为书手则可，士大夫亦从而效之，何耶？清朝若沈文恪、姜西溟之在圣祖时，查詹事、汪中允、陈弈禧之在世宗时，张文敏、汪文端之在高宋时，庶几卓尔不群矣。至若梁文定、彭文勤之楷法，则又昔人所云堆墨书矣！ 凡写对联，落己名不宜太低，太低则吊脚不合格。若拓图章则宜留地步，不拓则少低亦可，总以合式为上乘。又首联宜站左边，对联宜站右边，以便路款。又凡字格宜上紧下松，留有余地，步且见人福泽。 定武《兰亭》石刻，出自率更，若以为率更所书者，余偿疑焉。太宗於此叙爱之如此其笃也，得之如此其难也，既欲寿诸贞石，嘉彼士林，乃舍右军之真迹用率更之临本，殆不然矣！后见何延之《兰亭始末记》云：帝得帖，命冯承素、韩通政等各拓数本赐太子诸王，一时能书如欧阳、虞、褚诸公，皆临拓相尚，刘竦嘉话录云：兰亭序，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始拓以分赐近臣。何子楚跋云：唐太宗诏，供奉临《兰亭序》惟率更令欧阳询自拓之文夺其勒石留之禁中，然后知定武本乃率更相拓而非其手书也。又《兰亭博议》云：欧公集古不录定武本，自山谷喜定武本，于是士大夫争宝之。 欲学书者，必得传授。明季华亭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人沈公荃、逮国朝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金陵梅君钜。余学书三十年后，始缘钜得其传，先是张公秘其法，不授人，一日同何公坐狱中，何公叩之再三，乃告之，仍嘱勿泄。及出狱，何公偏语人梅君，因得之。及张公总裁某馆梅君誊录馆中见公作书，狐裘袖拂几上。张公曰，观吾袖拂几乎，腕实悬而动也。于此可以知书法之秘诀矣，亦贵学者有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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