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 苏轼
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攲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言良是,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长史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王荆公书得五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为似徐书者,非也。
阙:同“缺”。 庄语:《庄子》之语。 放言:大话,玄言。 辩讷:辩,善于辩解、辩论。讷,说话迟钝,不善言辞。 结密而无间:结构紧密而不散疏。宽绰而有余:结体疏朗而宽松。 虚而宽:虚空而宽松,指执笔不要僵化,要灵活自然。 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故称文忠公。 柳诚悬:即柳公权(778—865),唐代著名书法家。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书法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自成面目,与颜真卿并称“颜柳”。 张长史:即张旭,唐书法家。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草书最为知名,逸势奇状,连绵回绕,具有独特风格。 雷太简:即雷简夫,字太简。宋同州郃阳人。自号“山长”。宋朱长文《续书断》云:“简夫善真、行书,尝守雅州,闻江声以悟笔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 文与可:即文同(1018—1079),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字与可,号笑笑先生,善诗、文、画竹,书法各体兼工。 献之:即王献之,东晋书法家。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逸少:即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今属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 笔成冢:宋朱长文《续书断》云:“释怀素字藏真,长沙人也,自云得草书三昧。始其临学勤苦,故笔颓萎,作笔冢以瘗文。” 墨成池:晋卫恒《四体书势》云:“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张芝:字伯英,东汉时敦煌人,好书,善章草。 索靖:西晋书法家。字动安,敦煌人,张芝的姐孙。 匆匆不及草书:谓时间仓促来不及作草书。不及,亦作不暇。 周越:宋仁宗时人,字子发,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更体法。仲翼:宋仁宗时人。朱长文《墨池编》云:“工草、隶,颇有时誉。” 王荆公:即王安石(1021—1086)。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宣和书谱》谓荆公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未尝经意。 言法华:释言法华,宋代僧人,工书。 欧阳叔弼:欧阳,字叔弼,宋时人,登进士乙科。知襄州。善文事,有文集。李北海:即李邕,字泰和,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唐代著名书法家。
《论书》见诸《东坡集》,历代翻刻本甚多,较为珍贵的是宋蜀刊大字本四十卷,十行十六字,缪荃荪有残帙,存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一等五卷;今有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历代书法论文选》选录本传世。
书法作品一定要有精神、气韵、骨力、肥瘦、浓淡,五者缺一则不成为书法。 书法要先学好正书,进而再学习行草。未能正书而写行草,就像未读过庄子之语,而动辄口出玄言,这不是真正的道家。 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然君子与小人之态,无法掩饰;言语有雄辩与不善言辞之别,然君子与小人的气质,瞒不住人;书法有工有拙,然君子与小人的心性,却无法混淆。 大凡世人所贵,必贵其难。楷书难以飘洒生动,草书难以严肃持重,大字难以紧密不散,小字难以宽绰疏朗。 执笔没有定法,要使掌心虚空而放松。欧阳修对我说:应当以手指运笔而手腕不动,这句话说得真妙。运笔时,笔前后左右顺势运转,免不了会出现攲侧,当笔停止,笔管竖直,笔锋与笔管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时,这就是笔正。柳公权的话有道理,他说古人笔法都有原由,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笔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雷太简说他闻江流水声而使笔法大进,文与可也说观蛇争斗而草书有长进,这就有点靠不住了。 王献之小时候学习书法,父亲王羲之从其后拽取毛笔而未能夺掉,便知献之长大之后必然能在书法方面名世。我认为善书者不在于执笔牢与不牢,信手写来而不失笔法,这才是懂得用笔的奥妙。然而王羲之看重献之的原因,在于他执笔稳重,精力集中,专注于笔。否则,天下有力气的人,个个都成书法家了。 废笔成堆,磨墨成池水,达不到羲之也能有献之的水平。笔用秃千管,墨磨研万锭,不成张芝也能比上索靖。 书法初始时不要刻意求佳,应放松随意,自然能达佳境。草书的学习虽然是靠积累而成但它的要点是为了书写的快速。古人说“时间仓促来不及作草书”,此语不对。如果匆匆忙忙之际来不及作草书,而是平时闲静之时用心于草书,这种错误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周越、仲翼等人,也就不足怪了。我的书法虽然不太好,然而能自出新意,不拘泥于古人,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王安石的书法得无法之法,正因为他自出机杼而“无法”,所以不可学。我的书法如果尽心创作,风格则如蔡襄,如果得意而作,风格则如杨凝式,如果放纵作书,风格则似言法华。欧阳说:“你的书法很像李北海。”我也感觉是这样。有人认为我的书法像徐浩,是不对的。
[ 宋 ] 史达祖
这是一篇咏双燕的绝唱。通篇白描,写得精妙传神。上片写燕子阳春飞回旧宅,屋梁上落满了灰尘,颇感清冷,欲住而犹豫不决,张望雕梁画栋,窃窃私语商量,之后飘然地快速掠过花梢,穿越花丛,投宿故巢。下片写留居后生活美满,双双衔泥修巢,贴地飞翔,仿佛竞相夸耀着轻俊的身形,观花赏柳,流连郊原,天晚归巢双栖,安稳甜美。双燕陶醉于幸福中,忘记捎回远方佳音,害得红楼佳人愁锁双眉,一天天独倚着画楼栏杆期盼意中人。 这首咏物词妙处在于将禽鸟人化,赋予双燕以人的感情灵性,她们如同一对热恋的情人,双飞双栖,甜美温馨。“软语商量不定”,“翠尾分开红影”,写燕语、燕飞,传神入妙,巧夺天工。篇末以双双春燕与孤栖愁损佳人对照,透露人间幽恨。人生愁恨多,何如燕自由。意蕴何等深长。本词句句写燕,通篇不出“燕”字,处处使人看到燕的动作、形态、情韵,手法之工妙,令人叫绝。
阅读详情[ 宋 ] 苏轼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阅读详情[ 宋 ] 苏轼
《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是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创作的一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西元一〇八一年)五月。上阕,写端午时节,黄州一派清新升平气象。下阕,写东坡与徐君猷一起欢度端午节日。全词,藉景抒情,名为写端午酬节风俗,欣赏五月自然风光,实是藉题发挥,歌颂徐君猷的善施政德,使民安乐的功绩,表露东坡自己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愿望。
阅读详情[ 周 ] 释迦牟尼
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sutra) ,简称《法华经》, 在古印度、尼泊尔等地长期流行。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有40多种梵文版本,分为尼泊尔体系、克什米尔体系(基尔基特)和新疆体系。尼泊尔体系版本约为11世纪后作品,保持完整,已出版5种校订本。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用珂罗版彩色复制出版了由尼泊尔传入、珍藏于西藏萨迦寺的法华经。 《妙法莲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宣讲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
阅读详情[ 周 ] 无名氏
《国风·陈风·防有鹊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现代学者多以为这是相爱的人为害怕离间而失去爱情所唱的诗歌。全诗二章,每章四句。此诗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其主要艺术特色是大量运用比喻,比喻中采用的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比喻人世间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变。
阅读详情[ 周 ] 左丘明
【经】三年春,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吴。公如晋。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公至自晋。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秋,公至自会。冬,晋荀罃帅师伐许。 【传】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子重归,既饮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 公如晋,始朝也。夏,盟于长樗。孟献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孟献子曰:「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 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将合诸侯。使士□告于齐曰:「寡君使□,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乞盟。」齐侯欲勿许,而难为不协,乃盟于耏外。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 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金戊。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 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张老为中军司马,士富为候奄。 楚司马公子何忌侵陈,陈叛故也。 许灵公事楚,不会于鸡泽。冬,晋知武子帅师伐许。
阅读详情[ 宋 ] 苏轼
宋神宗元丰八年,苏轼为史全叔收藏的吴道子的画写的题跋。 吴道子,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唐代杰出画家,有“画圣”之称。吴道子擅画佛道人物及鸟兽、草木、台阁。在长安、洛阳二地寺观,作壁画三百馀间。早年行笔细密,中年雄放遒劲,线条有运动感,点划有笔不周而意周之妙。所画衣褶,有飘举之势,有“吴衣当风”之说。其山水画,荆浩评为“有笔无墨”,张彦远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吴还“画塑兼工”,善于掌握“守其神,专其一”的艺术法则。千馀年来被视为“画圣”,民间画工尊之为“祖师”。本文对吴道子画的评论,时人服其为至论。且文中称颂的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的神技,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本文开始,高度概括了艺术发展的规律:“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这就是说艺术经验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决非一个人独力能完成。接着指出无论学术文化还是百工技艺都是经过长期发展才完善的,杜诗、韩文、颜书、吴画均在前人基础上集大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古今之能事毕矣”。然后分析吴道子深厚的画功,认为他的画“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就是说画得既准确又传神。接着又非常辩证地阐述了吴画的精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寻常人作画要么“守法度”,遵循旧套路,缺乏新意;要么风格豪放却缺乏韵味。吴画则能避免凡人的弊端。最后,苏轼说自己能鉴别吴画的真伪,却不太能鉴别一般画家的作品的真伪。这表明了好的艺术品有强烈鲜明的个性。他还感叹当时吴画的真迹太少,所见多为假冒伪劣。
阅读详情[ 周 ] 子思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阅读详情[ 宋 ] 王安石
《河北民》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这首诗剪裁精当,言简意赅,全面反映当时百姓深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之苦,与当时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的唐太宗贞观之治,这巧妙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真切深刻地体现了此时此地的社会生活,表现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拆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视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阅读详情[ 周 ] 屈原
《九歌·云中君》是屈原的组诗《九歌》中的一首楚辞。云中君为男性,是云中之神,在神话中云神名叫豐隆,又名屏翳。诗中对云的飘忽回环的形象给予了生动的描写。这首诗无论人的唱词、神的唱词,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云神的特征,表现出人对云神的乞盼、思念,与神对人礼敬的报答。一往深情,溢于言表。
阅读详情